蒋委员长的暧昧态度,让唐秋离百思不得其解,老头子似乎在竭力回避一个问题,日本是否还要继续扩大战争?
亦或是就此止住侵华的脚步?当唐秋离通过其他的渠道,得知日本外相河野桥太郎,率阵容庞大的外交代表团,已经抵达上海,他所有的疑惑和不解,都豁然开朗,他清晰的抓住了将委员长的心思和脉搏,也明白了,为何蒋委员长对日军在华北的屡次动作,都可以容忍,唯独在上海,拿出自己的家底儿,和日军死拼的真正原因。
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军事委员会,考虑在上海作战,比在遥远的北方大平原作战补给方便,中央军的所有军需物资,皆来源于江浙一带,这里又是传统上蒋委员长控制的地盘,且能避开机动力占优势的日军,江南一带的水网,是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克星。
而且上海是国际大都市,有外国租界,在这开战极有可能引起大国势力的干涉,如果打的好,可能在外国调停下赢得一个光荣的和平,进而挫败日军对华北的野心,这对相对弱小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力的。
当时,蒋委员长寄希望于列强干涉制止日本侵略的制裁中,这样的念头他一直没有断绝过,淞沪这一仗,是被日本人逼迫太甚不得已而为之,
“打”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更好地
“谈”,恐怕还是希望在上海决战,容易引动国际社会的干预,而以当时中国的国情,也不可能允许蒋委员长在上海按兵不动,坐观日军在上海随意部署——舆论与诸侯们会真的怀疑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有默契。
彼时,国际联盟要于十一月三日,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,召开
“九国公约”会议,专题讨论中日之战,蒋委员长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会议上,这在淞沪会战第二阶段打得正紧要关头,他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上的一次讲话,就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了。
蒋委员长说:“国联的九国公约会议,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,我要求前线的部队,做更大的努力,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,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,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,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,如果过早地放弃,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。”可见,当时的蒋委员长,对淞沪会战的前景和结局,并不乐观,他用的是个
“挺”字,挺到国联站出来说话,因为上海有太多列强在华的利益之所在了,他就不信,那些列强们,能坐视日本人独霸在华利益。
结果,淞沪会战的结果,胜利得让他出乎意料,日军从此再无动作,在上海的势力,被连根拔起,适逢日本外相河野桥太郎又到了上海,表达了求和的意图,他判断,日本一方面是在上海铩羽而归,损失惨重,一方面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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