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冬天,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: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。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,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。
“现在形而上学猖撅,”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,“片面性。”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,他又说:“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,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。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题。
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,他仍然太革命,以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“解决办法”。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,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。
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。阻击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,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在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。
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疏远,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,确实,在1973年冬至1974年,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,11位司令员中的9位都调动了工作。1297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,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。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。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,并没发生暴力反抗。
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职,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,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。
然而,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。一年以后,快到1974年底时,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。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,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,即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,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。
中国有句谚语说: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自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起,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“水”上的“舟”,但是,他必须谨慎从事,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将他淹没。
1974年5月,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人了毛泽东的书房。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泽东的安乐椅旁。按照惯例,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边。但在毛泽东的右边(中间隔着翻译)“周恩来的座位上”却坐着邓小平。
1974年春,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、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,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。
见《人民日报》,1974-05-08(桑戈尔);1974-02-26(布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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