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“天黑了,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。枪声、呼喊声、尖叫声和###声,到处回荡。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:地上浸透了血水,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;有些小胡同,简直被死尸堵住了。死者大都是城里人。”
“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,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,故意地举向高空,让人观看”。
“战后第三日,天正黎明,我为枪弹之声惊醒,日人又肆屠戮。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,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,其人急走,将婴孩跌落。一点钟后,我见该孩已死,两人被枪弹打倒。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,失足一蹶,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。我走上前,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,欲救之,但不能阻止。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,然后去,任其在地延喘待死。”
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《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》中说:“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,确已越出常轨。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,一连四天,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。在这次屠杀中,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,全市中只剩36人(后考察生还者约800余人)。而这36人,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。”
“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:‘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,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。更惨的是,有一家炕上,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,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’”。
如果事情仅此而已,我们可以认定日本军人是一群野兽,但是,翻开历史的卷宗,我们发现,这是日本政府和日本陆军省有意纵容和支持的,一场旨在彻底摧毁我中华民族抵抗决心的官方行动。
早在1894年6月,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就联合颁令,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,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。
后来,日本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“审阅”制度,各报社发稿前,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,加盖了“审查批准”印戳的,方可发表。凡被认属“有污点的事件”,则打上“禁止刊登”之印记,用墨水涂毁。
与此同时,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,下达了极端苛峻的“随军纪律”,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,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“有害的记者”,立马押遣回国,给予重罚。
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,日本从政府到军方,再到普通的军人,都是一群野兽!我堂堂中华的满城鲜活的生命,就在这群野兽的阴谋中被屠杀殆尽!
“屠城之恨啊,同志们!面对这样的野兽国家,野兽军队,我们该怎么办?”在小册子印刷好之后的座谈会上,武爱华第一次明白了“悲愤”这个词的含义。
“杀——”与会的几十个师团级军官爆发出震天的呐喊!
“对!这样的野兽,我们只有一个字:杀!只要上了战场,就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关系!在此,我要特别说明:谁要是遇到日本人而心软的,谁要是遇到日军投降就想上去抓俘虏的,军官,将降级使用;士兵,将劝其到警备部队!如果某个人不小心抓了个俘虏,那么,我提议,就用他的薪水去养活那个俘虏吧!”
显然,陈志明的行为虽然叫“疏忽大意”,但还是撞枪口上了。
“司令,那在战场上遇到日本娘们怎么办?”时任防空旅的旅长冯建军看到司令的心情似乎有点问题,便想开一个玩笑化解。
“冯建军,这是会场!”武爱华狠狠地盯了一眼这个不长眼的家伙,“如果你想日本娘们,我现在就可派人把你送到日本去!”
“司令,我错了!”冯建军站起来诚恳地说道。突然之间,冯建军发现自己不但错了,而且错得离谱。
“我新增加一条军纪:战场上没有男女之别,只有敌我之分!”
ps:本章有几百资料性文字,确实是剧情需要,望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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