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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看在眼里,阿都里娜有时真的像暴风中的一颗小树苗,有些经受不住快要折断。我喜欢阿都里娜教授的这群脏兮兮的小孩子,因为这些小家伙长大之后,很可能就是抱着步枪,隐藏在大山里守卫疆土的战士,扞卫我父亲曾扞卫过的一切。当他们收到家书的时候,希望他们不会再看到进城务工去了的哥哥弟弟只有劳动权,而没有受偿权;不会看到姐姐妹妹只有被选择的权利,而没有夹紧双腿的权利。这是真的,遭受歧视,比忍受清贫更逼迫人。
我拉过阿都里娜的手,把厚厚的人民币放在她热乎乎的手心里,面无表情地说:“有了这些钱,你的胃就会一直蠕动,你的自信和自尊就可以挺直了腰板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,把这个牌子插在你的教室门口,算是我能留给这群孩子们的一点心意。”
阿都里娜听完我的话,眼泪滚落下脸颊,她抽泣着,拉开了包在牌子上的布条。上面写到:“不要让孩子们从小就看到当狗比做人更容易吃上肉!”
“这……村长他家……”阿都里娜有些惊愕。
我说:“这就是你的学生们和你的学校的座右铭,我的提笔。我给你钱,也是为了给你勇气。老村长要是看到牌子,你就说是我插的,在我回来之前,不许拔掉这个牌子。你放心吧,老村长不敢为难你。他很了解我。”
阿都里娜装好了钱,抱着包裹起来的牌子回家了。我也告诉了她,不许把这笔钱交给父母,自己存到银行里去,而且用自己的户名。
孝敬值得被孝敬的父母是美德;对不可能永远正确的父母搞一味的投降主义和顺从主义是愚昧。真正爱子女的开明父母,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懂得珍惜“自由”。我相信她听懂了我的话。
道别了这位淳朴善良的山村女教师,我从村里雇佣了一辆马车,驮着我们的行李和装病的芦雅赶去了县城。傍晚时分,我们被马夫送到了县城医院门口。我给了车夫100元,匆匆将他打发回去。
看着车夫的马车走远,芦雅这才止住了哼哼嗨嗨的装病模样,抱着伊凉开心地跳起来。我找了辆出租车,然后去了汽车站,连夜奔向了省会昆明。
第二天早上,我在昆明市的一家宾馆起床后,分别去了农业、建设、商业三家银行,分流存储了500万人民币现金,然后再通过中国银行转账,汇集成40万美金。接下来直奔机场,买了昆明飞往日本东京的三张机票。
晚上,当我坐在距离大地一万两千米的客机上,芦雅和伊凉已经兴奋了一天,她们俩这会儿头挨着头睡熟了。客机窗外,一堆堆的星星友好地眨着眼睛,仿佛要告诉第一次坐飞机的乘客,今夜不会有恶劣天气。
当飞机跨越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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